0980 圣笔制律,宋诗雄发(1 / 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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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元四年的下半年,许多大事集中爆发,所幸这些事情基本上都是正面的,虽然朝野繁忙,大方向则是积极向上的。
人是容易受环境影响的生物,哪怕身为帝王也不例外。所谓三人成虎,当某一环境因素频频被身边近人加以强调,自然就能影响到人对环境整体的判断。
越身在高位者,对环境的感知其实就越片面。譬如眼下的李潼,青海大战的胜利让他的威望达到一个新的高度,但日常身在宸居,其实做不到对整个帝国方方面面了如指掌。
想要保持清晰准确的认知,首先自己的头脑要保持冷静,要拥有在诸多歌颂声中提取有效讯息的能力。其次便是扩大了解讯息的范围,对各种渠道得获的信息进行交叉对比的分析。
身为一个帝王,自然是凡人能够达到的最高荣耀,但这个位置同样也是各种欲望与纷争交织汇聚的一个焦点。所以一个帝王真实的心境,往往都是慎重且孤独。如果觉得万事顺心、全无忧惧,那么离出问题也就不远了。
乐高脚程极快,往返也只用了不到半个时辰,再次返回延英殿时,身后跟着两名侍者,搬抬着一个盛装文书的半满箱笼。
集英馆眼下还并不属于正式的朝廷官署,虽然具有近侍备问的性质,但仍然没有参与到正式的朝议系统中来。
这样一种存在状态也是有利有弊,坏处显而易见,那就是不能插手正式的上下奏对与文书往来,譬如李潼要向外界发布什么命令便不能通过集英馆,因为没有法律效力。而臣下们向上进言,同样也需要中书门下的转呈。
好处则是集英馆众人对圣人的依附度更高,而且没有固定的朝轨章程约束,所以对咨询的获取与传达要更灵活一些。圣人与集英馆诸众之间针对时势的交流商讨,甚至就连宰相都无从参闻。
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点便利,李潼才没有急于将集英馆纳为正式的朝议与供奉机构。
此前外朝群臣之所以反对将集英馆事员履历记录在官资中,并不是反对集英馆这一存在,而是希望能够尽快将集英馆纳入系统中,如此才能明确集英馆到底在做什么。
眼下集英馆除了收录图书文籍并培养一些圣人欣赏的少俊人才之外,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访探朝野逸闻、收录成籍,纳入禁中。说的更直白一点,那就是搜罗时事八卦,然后向圣人打小报告。
这种作用还不等于御史的风闻奏事,因为御史凡所言奏自有流程,哪怕再怎么荒诞的奏事,都具有着法律效力。
比如说贞观年间,长孙皇后去世,百官致哀,许敬宗这家伙好死不死的见到欧阳询相貌丑陋而大笑起来,结果遭到了御史的检举揭发,直接被贬出京。
可若这样的事情是由集英馆上奏的话,仅仅只是皇帝知道了这么一件事,真想加以惩罚的话,还要着御史上书弹劾,才能执行惩罚。
李潼眼下是需要一个灵活有效的消息来源,所以暂时不考虑将集英馆制度化。
不过这样的存在也不可长久维持,一则他对集英馆有着更大的寄望与用途,不能一直当做八卦来源地,二则这种事务对士流而言也的确有伤风评、格调不高,若迟迟不能融入到朝政系统中,渐渐的对真正有抱负的时流便也失去了吸引力,会让集英馆真的流于奸佞幸进者聚居地。
之前李潼跟宰相们透露明年将要新修律法,还没说的想法就是让集英馆也参与其中。
集英馆眼下是他的私人幕僚群体,对于他的意图与理念了解自然更深刻,而且集英馆诸众的见识是真正能够下沉闾里,并不是单纯的经学门徒。在修订律法的过程中,便能很好的顾及到市井下层的诉求与管理。
书文送上来之后,李潼便开始翻阅起来,因为并不是正式的文牍奏对,内容所涉也是五花八门,李潼看起来心情便颇为轻松,像是阅读市井氛围浓厚的唐人笔记,而不是关乎家国大计的严肃奏章。
文人猎奇,所涉也颇多士林逸闻。李潼翻起第一篇文书来看,入眼便是今年长安诗坛的一些趣事。
这其中第一则故事,便是诗坛名家的宋之问入京,寓居于终南山,京中士林多往拜访,宋之问过去几年的一些诗文也流传出来,获得不少时流的称赞推崇,号称圣笔制律、宋诗雄发。
宋之问的诗才自是不俗,原本历史上便是唐人律诗定式者之一。不过在当下这个时空中出现了李潼这个挂比,将律诗格式的成熟大大推进,再加上身份的特殊,律诗定格的荣耀自然归于圣人,沈宋都无缘此幸。
不过宋之问这家伙也的确宦途不幸,早年李潼在洛阳与武氏诸王斗法时,其人还曾参与进来与李潼斗诗。但因为见机缩头得快,彼此摩擦没有继续升级。
之后李潼便没有对宋之问更多关注,但时流却没有忘记这家伙,神都革命、相王当国之际,宋之问也没能免于清算,被一纸发配远疆,辗转数年,如今才得归京。
文人墨客往往宦途不幸的时候便会诗情勃发,李潼看了看文中载录宋之问流放期间的一些诗作,发现已经不乏其人晚期风格成熟的诗作,诸如《晚泊湘江》之类的名篇,也的确配得上时流的称许。
但这还不是宋之问归京后身上所发生的最大逸闻,随着其人名篇屡传,不乏好事时流希望能够帮助宋之问辑录成集、刊行天下,助此文墨盛事。
但这件事却被另一名诗家破坏,那就是与宋之问齐名的沈佺期。不同于宋之问的宦途落魄,沈佺期如今高居太常少卿,更管理着如今大唐规模最大的印刷机构,隶属于翰林院的华文馆。
大唐的雕版印刷发展多年,但是因为还没有形成稳定的产业体系,所以如今雕版刊印的机构主要还是官方在经营。
这其中华文馆便是最大的出版机构,各种诗文图书半数都由此出,沈佺期作为当司主官,什么样的书籍可以出版便由其人决定。
当有人将宋之问的书稿投送华文馆时,却被沈佺期直接给否了,理由是:宋某旧所经历,世道知者并非二三,既遭流配,概有缘由。章句之内唯见幽情浓厚,不见痛悟旧非,其欲比于屈子?又目谁为楚臣?如此怨切文字,不当列于锦绣华文、刊示天下!
所谓打人不打脸,揭人不揭短,沈佺期这番评语,不说对宋之问诗文的贬低,单单这旧账掀的就足以让宋之问无地自容。
“沈学士官禄见厚,气量见狭啊!”
李潼看完这桩轶事,忍不住笑语说道。
沈宋本是齐名,早年官职履历也大致相当,讲到才名的话,沈佺期较之宋之问甚至还略胜一筹。可是随着世事变迁,两人处境却发生了极大的差距。
不说风云变幻之际各自取舍,如今沈佺期已经是开元新朝立朝四品,但宋之问沉寂下僚,邀天之幸才得以全须归国。
仕途不幸诗途幸,沈佺期高在通贵之后,创作力颇有衰减,起码是比不上宋之问逆旅之中才情勃发。讲到诗辞艺术上的造诣,不需舆情评判,仅只李潼自己,便可以看得出,沈佺期其实已经逊色于宋之问。
不说沈宋之流自我感动而有所创造的诗家,就连李潼这种挂比,随着世道日益昌盛,那种愤而作歌的情怀都日渐低迷。所以说艺术之有所发展,泰半源于不幸啊。后世某点畅销,放量唾弃,总是不错的。
李潼虽然笑言沈佺期气量不大,但其拒绝宋之问诗稿刊印的理由,却并不觉得有错。人的感性泰半大于理性,大多数时候,只是需要情感的宣泄,但并不需要了解事务之得失。
屈原之《离骚》,的确是文体之典范,创千古之经典。可是商鞅的变法,却早在《离骚》之前,便已经成了秦国之政令。忧愤的确能引起人情感的共鸣,可世道所需要的,终究还是得失之判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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